文／林茂國
「上主啊，我讚美祢，因我受造奇妙可畏；祢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知道的。」（詩篇 139:14）
當信徒在主日崇拜中齊聲詠唱這節詩篇時，一個根本的靈性詰問隨之浮現：如果一個人生來的身軀，在染色體、性腺、荷爾蒙或外生殖器上既不純粹契合典型男性、亦不純粹契合典型女性，他在教會的長椅上，是否依然能由衷宣認自己的身體是上主「奇妙可畏」的創造？抑或，他的存在會被教會與醫療體制判定為「受造墮落的殘次品」？
引言：醫院長廊裡無休止的二十刀——當「常態之刀」割裂幼童的肉身
回溯至1970年代香港的一間公立醫院，病房走廊裡常年縈繞著刺鼻的消毒藥水味。那裡躺著一個名叫「耀鴻」的八歲孩子。
同齡孩子在操場奔跑嬉戲，耀鴻的童年卻盡是噩夢：冰冷刺眼的手術燈、固定四肢的束縛帶，以及下體一次又一次撕心裂肺的劇痛。在八歲到十三歲短短五年間，這個幼小心靈被迫躺上手術台超過二十次。外科醫生前仆後繼，妄圖「修正」這具幼小軀體，以鋼刀與縫線替他人工再造出符合「標準男性」外觀與排尿功能的陰莖和尿道。
然而，一場場無關生死的生殖器整型手術，伴隨而來的都是嚴重的感染、組織壞死、血尿、瘻管漏尿與反覆化膿。為了防止新造的脆弱尿道收縮閉合，醫生必須在沒有充分麻醉的情況下，定期用金屬探針硬捅入糜爛的創口擴張；神經組織的嚴重挫傷導致長期的神經性疼痛與尿失禁。因為無法正常站立排尿，耀鴻在學校飽受同儕的訕笑與霸凌，長年活在難以啟齒的自卑、恐懼與孤立的深淵中。
這個飽受殘酷醫療折磨的孩子，正是日後在華人社會與國際舞台上致力推動雙性人人權的先驅——細細老師（陸月明）。[^1]
直到三十多歲，細細老師在一次精密的醫療診斷中，方揭開身體的真正秘密：她生來患有「部分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Partial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 PAIS）——她的核型為 46,XY，但細胞受體對雄激素缺乏足夠反應，體內兼具隱睪與未發育完全的女性內部生殖構造。[^2] 她原來不是一個「發育失敗、需要被裁剪重塑的男人」，而是與生俱來、具備完整生理實在的「雙性人」（Intersex）。
那些在她童年肉體上層層堆疊的疤痕與終身難癒的神經創傷，從來不為挽救危疾，而是迎合社會非黑即白的二元偏執——一把以「慈悲」為名、執意將活生生的人削足適履，修剪為典型性別的「常態之刀」（The Knife of the Norm）。[^3]
一、 生物學的豐富盛宴：拆解「性別二元」的絕對迷思
在傳統觀念中，生理性別常被視為一個非此即彼的「開關」：要麼開（XY 男），要麼關（XX 女）。然而，當代生物醫學與發育生物學早已證實，人體性別的分化歷程，並非單一維度的二元對立，而是一幅由基因、細胞、激素與發育進程交織而成的繁富光譜。
1. 生理性別分化的五重維度
生物學家安妮·福斯托-斯特林（Anne Fausto-Sterling）及神學家史蒂芬妮·巴德威（Stephanie A. Budwey）指出，要界定一個生物體的性別，至少須檢視五個互相關聯卻又各自獨立的層面[^4]：
- 染色體與遺傳性別（Chromosomal/Genetic Sex）： 除了標準的 46,XX 與 46,XY 之外，自然界廣泛存在著 47,XXY（克氏綜合症 Klinefelter syndrome）、45,X0（透納氏綜合症 Turner syndrome）、嵌合體（mosaicism或chimerism，體內同時含有兩組或以上不同染色體的細胞群），以及 SRY 基因轉位或缺失引發的多樣表型。
- 性腺性別（Gonadal Sex）： 胚胎早期的雙潛能性腺（bipotential gonads），既可分化為睪丸或卵巢，亦可發育成兼具兩種特徵的「卵睪」（ovotestis）。
- 內部生殖管道（Internal Genitalia）： 在胚胎發育第8至12週，沃夫氏管（Wolffian ducts，發展為男性內管道）與繆勒氏管（Müllerian ducts，發展為女性子宮、輸卵管與陰道上段）會依抗繆勒氏管荷爾蒙（AMH）與睪固酮信號而消長；兩管並存或部分分化，皆屬自然的生理過程。
- 外生殖器形態（External Genitalia）： 生殖結節與生殖隆起在二氫睪固酮（DHT）等雄激素誘導下的發育幅度差異極大。醫學界用以評估分化程度的普拉德量表（Prader Scale）或奎格利量表（Quigley Scale），本質上就是一組連續漸進的解剖光譜。
- 荷爾蒙水平與細胞受體反應（Hormonal Sex & Receptor Sensitivity）： 涉及雄激素、雌激素與孕激素的合成途徑酶（如 5α-還原酶），以及靶細胞受體對激素的敏感程度（如細細老師所罹患的PAIS，雄激素雖存在卻無法有效傳遞分子訊號）。
- 心理性別認同與神經大腦結構（Psychological Sex / Brain Sex）： 當代神經科學家達芙娜·喬爾（Daphna Joel）的研究證實，人類大腦並不是整齊劃一的「全男」或「全女」，而是性別特徵交錯重疊的「大腦馬賽克」（Gender Mosaic）。[^5]
2. 百分之一點七的受造多樣性：如紅髮般自然的普遍存在
根據 Fausto-Sterling 跨越數十年的流行病學與醫學文獻綜合分析，天生具備不同程度雙性特徵（Variations of Sex Characteristics, VSC）的人口比例約佔全球總人口的 1.7%。[^6]
1.7% 意味著什麼？ 這恰好等同於全球天生擁有自然「紅頭髮」（Red Hair）的人口比例，亦與同卵雙胞胎的出生率相當。在一個擁有一千名學生的中學校園、或是一間五百人的地方教會中，統計上極可能就有數名甚至十數名在不同層面上偏離典型男女二元的雙性人。雙性身體不是醫學上的「偶發意外」或「怪物畸形」，而是造物主在自然界中所展現的內在多樣性。
3. 結構性隱匿：為何社會大眾「看不見」雙性人？
既然比例高達 1.7%，為何許多人一生從未自覺遇過任何一位雙性人？巴德威在其著作中剖析，這並非雙性人不存在，而是現代文明透過五重嚴密的結構性「黑幕」，將這個群體在公共視野中徹底抹除[^7]：
- 幼年非自願醫療整型（Medical Erasure）： 許多外生殖器呈現模糊狀態的嬰幼兒，在尚無自主意識的幾個月至數歲時，就已被外科手術強行重塑，外在特徵被規格化。
- 體內差異難辨（Internal Variations）： 大多數雙性個體的差異發生在微觀層面（如染色體嵌合、雄激素受體缺乏或性腺發育不全），其外表與常人無異，許多人直到青春期無月經、婚後不孕、或接受常規基因篩檢時才偶然獲知真相。
- 醫護與家庭的「保護性瞞騙」（Protective Deception）： 在二十世紀中後半葉的醫學常規中，醫生通常嚴格告誡父母對孩子隱瞞病歷，以「常規疝氣手術」或「隱睪下降手術」等謊言遮掩，將真相鎖入病歷櫃。
- 文化污名與恥感（Social Stigma & Shame）： 華人社會乃至全球文化，動輒以「陰陽人」、「石女」或遭天譴等惡名相加。當事人被迫將身體視為不可告人的罪恥，長年噤聲。
- 戶籍制度強制二分（Institutional Binary）： 出生證明、身分證、學校登記表與醫療保險系統，欄位只有「男」與「女」，非此即彼，法律與體制從不承認雙性主體的存在。
二、 醫療史的「隱瞞範式」與「常態之刀」：從約翰·莫尼到身體暴力
回顧二十世紀下半葉的醫學史，雙性兒童所遭受的肉體凌虐，源於一場未經審慎驗證的心理學假說。
1. 約翰·莫尼的「性別白紙論」與「最優性別政策」
1950年代，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心理學家約翰·莫尼（John Money）與兒科內分泌學家勞森·威爾金斯（Lawson Wilkins）攜手確立了主導全球醫界數十年的「最優性別政策」（Optimal Gender Policy）。[^8]
莫尼提出極端的「心理性別中性論」（Psychosexual Neutrality at Birth），主張人類出生時在性別認同上是一張「白紙」（Tabula Rasa）。他斷言：只要在兩歲半以前，透過外科手術將嬰兒外生殖器修造成明確的男女形態，再配合家庭施以劃一的性別角色教養，孩童便能順服地認同後天指定的性別。
為了落實這套政策，醫學界甚至發明了荒謬絕倫的「陰莖測量儀」（Phall-O-Meter）[^9]：
- 如果新生男嬰伸展後的陰莖長度小於 2.5 公分，即被判定為「不足以行使男性功能」；而女嬰的陰蒂若大於 0.9 公分，則被視為「不可接受的男性化威脅」。
- 在當時外科技術的限制下，外科醫學界盛行一句冷酷格言：「做一個洞（陰道）遠比造一根柱子（陰莖）省事得多」（It is easier to make a hole than build a pole）。
- 結果，無數染色體為 XY、睪丸功能正常的男嬰，僅因陰莖過小，就在繈褓中被強行切除陰莖與睪丸，被指定為女孩撫養；而另一些孩子（如童年的細細老師），則為了迎合男性的標準外觀，被迫在幼年反覆接受數十次殘酷且併發症風險極高的「陰莖」重建手術。
2. 「保護性欺騙」與大衛·雷默案的悲劇
莫尼理論的支柱之一，是建立在對患者長期的「保護性欺騙」之上。醫生叮囑父母將手術真相視為絕密，防止孩子產生「性別認同混亂」。然而，醫學史上最著名的「約翰/瓊（John/Joan）案例」——大衛·雷默（David Reimer）的悲劇，徹底粉碎了莫尼的白紙神話。
大衛原名布魯斯·雷默（Bruce Reimer），1965 年出生於加拿大，是一對健康的男性同卵雙胞胎中的哥哥。7 個月大時因包皮環切手術意外，陰莖被燒灼損毀。22 個月大時，父母採納莫尼的建議，將其去勢改造成女孩，並改名為 Brenda，完全當成女孩撫養。1970 年代，莫尼（John Money）在發表學術論文與專著時，以「瓊（Joan）」為大衛的化名，他在醫學期刊上大肆宣稱「瓊」適應良好、完全具備女孩氣質，將其包裝成「性別完全取決於後天教養」的空前成功案例，使「John/Joan 案例」成為數十年間全球兒科與性學教科書中奉為圭臬的經典代名詞。
但事實上大衛在成長過程中始終強烈認同自己是男性，歷經極度痛苦後於成年重新過渡為男性，並給自己取名為 David（大衛）——靈感來自聖經中以弱勝強、擊敗巨人歌利亞的少年大衛，象徵他要迎戰醫學權威與命運的勇氣。令人心痛的是，他最終於2004年因長年創傷抑鬱自盡。[^10]
醫學史家愛麗絲·德雷格（Alice Domurat Dreger）痛切直陳：這種基於成人社會恐慌而對嬰幼兒施加的常態化整型手術，導致了無法挽回的後果——神經末梢被切除導致性快感永久喪失、慢性疤痕疼痛、尿道狹窄、骨質疏鬆，以及無可彌補的背叛之痛與靈性解離。[^11]
3. 國際人權框架的典範轉移：從 DSD 到身體自主權
面對醫學暴力的歷史，由謝麗爾·蔡斯（Cheryl Chase）創立的「北美雙性人協會」（ISNA）自1990年代起發起抗爭。[^12] 雖然2005年芝加哥共識會議提出了「性發育疾患/異常」（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DSD）的新術語以取代陳舊且具貶義的「雌雄同體/兩性畸形」（Hermaphroditism），但該術語依然因其強烈的「病理化」暗示而遭到雙性人社群的質疑。[^13]
近年來，國際人權機構發出了強烈警示：
- 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CAT）與人權理事會（HRC）： 將在未成年人身上進行非醫療迫切性、純為外觀美容的性別指定手術，定性為殘忍、不人道且構成酷刑的侵犯身體完整性行為。[^14]
- 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與世界衛生組織（WHO）： 一致敦促各國立例禁止在兒童具備知情同意能力前，施加任何不可逆的生殖器手術，將性別自我定義與身體處置的權力徹底交還給當事人本身。[^15]
三、 靈性創傷與認識論不公：當教會成為二元偶像的衛道者
如果說外科手術刀割傷的是雙性人的血肉身軀，那麼教會體制所投射的二元定罪，割傷的則是雙性人與造物主之間最深沉的靈性紐帶。
1. 醫療常態化背後的宗教幽靈：社會建構的終極合法化
社會學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與托馬斯·盧克曼（Thomas Luckmann）在其經典著作《知識的社會建構》中指出：宗教是社會現實建構中最強大的合法化機制（the most powerful legitimator）。[^16] 醫療體制與法律制度雖然披著客觀科學的外衣，但其背後的價值秩序往往深植於特定文化的宗教教條。
在西方與受西方宣教影響的現代華人教會中，醫學對雙性身體的狂熱修剪，實質上承襲了基督教神學中對「性別二元論」的絕對宗教崇拜。正如瓦萊麗與丹尼斯·海伯特（Valerie & Dennis Hiebert）所深刻揭示的：現代醫學機構在執行性別常態化時，是在直接聽從文化的指令，而這個文化的潛意識早已被特定神學詮釋徹底形塑；宗教誤將創世記「造男造女」詮釋為生物學上的嚴格二元，成為了西方文化對雙性人產生深層排斥的終極根源。[^17]
2. 雙重認識論不公：莎莉·格羅斯與細細老師的放逐
哲學家米蘭達·弗里克（Miranda Fricker）提出的「認識論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概念，恰好道盡了雙性基督徒在教會中的靈性絕境[^18]：
- 見證不公（Testimonial Injustice）： 出於成見，蔑視或全盤否定當事人的發言資格。
- 詮釋不公（Hermeneutical Injustice）： 整個社群缺乏理解當事人境遇的概念與神學資源，導致其痛苦無法被理解甚至被曲解。
南非雙性天主教多明我會修士莎莉·格羅斯（Sally Gross, 1953–2014）的命運，是見證不公的慘痛寫照。格羅斯在發現自己具有雙性特徵後，修會高層竟斥她非男非女，「未達神聖的人性標準」（does not satisfy the divine criterion for humanness）。更荒謬的是，教規專家宣稱她的洗禮無效，斷言：「她猶如貓狗與金槍魚罐頭，根本不在可受洗的受造物之列。」[^19]
細細老師在華人教會中的遭遇如出一轍。當她歷經無數次手術、身心俱疲地走進教會尋求心靈庇護時，長執與傳道人給予她的不是基督之愛，而是冰冷的神學審判：
- 「神起初造男造女，你的身體是撒但破壞秩序的產物。」
- 「這是原罪與世界墮落的病態，你需要為你的身體禁食悔改。」
試想，一個從小肉體被撕裂二十多次的孩子，在至聖的團契中，竟遭宣判「你的存在是個錯誤」、「造物主厭惡你的身軀」。這種靈性窒息將細細老師推向絕望的崖邊，使她一度瀕臨自殺邊緣。當教會將「非男即女」凌駕於人的生命尊嚴之上，所敬拜的便不再是釘十字架的基督，而是自我想像的秩序偶像。
【上篇小結與下篇預告】
當醫學的「常態之刀」與宗教的「二元教條」聯手將非典型身體推入絕境時，出路何在？雙性人真的違背了聖經的創造秩序嗎？在《刻在肉體上的「常態之刀」（下篇）》中，我們將重回聖經與早期教父遺產，揭示創世記「造男造女」背後的希伯來修辭奧秘、耶穌對太監的激進肯定、中世紀「基督傷口」的顛覆性象徵，並見證細細老師如何從「耀鴻」蛻變為「月明」，奪回自我主權，帶領教會立下拆除藩籬的三重盟約。
延伸閱讀與註釋
[^1]: 細細老師（陸月明，Small Luk）為香港註冊中醫師、社工，香港雙性人權益組織「藩籬以外-認識及關愛雙性人」（Beyond the Boundary -Knowing and Concerns Intersex）創辦人。其童年生死掙扎與信仰歷程見於多個公開專訪與紀錄片，參見：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My body, not their choice”： The struggle of intersex activist Small Luk》（2019）；香港電台《鏗鏘集：其實你是個天使》（2016）；香港蘋果日報人物專訪《生為雙性人：細細老師的手術血淚史》（2016）。
[^2]: 部分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Partial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 PAIS）為一種罕見的 X 連鎖隱性遺傳疾病，因雄激素受體（AR）基因突變，導致靶組織對雙氫睪固酮（DHT）與睪固酮反應不足，核型多為 46,XY，但個體會表現出介於典型男女之間的多元外生殖器表型。參見：Ian A. Hughes, et al., “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 Endotext (South Dartmouth: MDText.com, Inc., 2021).
[^3]: 「常態之刀」（The Knife of the Norm）這一概念源自醫學史學家愛麗斯·德雷格（Alice Domurat Dreger）對法國哲學家喬治·康吉漢姆（Georges Canguilhem）著作《正常與病理》（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之引述，用以揭露現代醫學體制如何透過外科手術將人為劃定的文化標準硬生生強加於個體肉身之上。參見：Alice Domurat Dreger, Hermaphrodites and the Medical Invention of Sex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67-170; Georges Canguilhem,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trans. Carolyn R. Fawcett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4]: 關於人類生理性別分化的五大面向及其醫學細節，參見：Stephanie A. Budwey, Religion and Intersex: Perspectives from Science, Law, Culture, and Theolog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Chapter 1 (“The Knife of the Norm: Intersex from Scientific Perspectives”), 10-33; Anne Fausto-Sterling, Sex/Gender: Biology in a Social World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5]: Daphna Joel, et al., “Sex beyond the genitalia: The human brain mosaic,”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 no. 50 (2015): 15468-15473. 該研究指出，絕大多數人類大腦皆是由典型男性特徵、典型女性特徵及中性特徵所拼貼交織的「大腦馬賽克」，生物醫學上不存在純粹二分的大腦。
[^6]: Anne Fausto-Sterling, “The Five Sexes, Revisited: The Emerging Recognition that People Come in Bewildering Sexual Varieties is Testing Medical Values and Social Norms,” The Sciences 40, no. 4 (2000): 18-23; Melanie Blackless, et al., “How sexually dimorphic are we? Review and syn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Biology 12, no. 2 (2000): 151-166. 該統計估算全球人口約有 1.728% 具有偏離嚴格染色體、性腺或外生殖器二元標準的特徵。
[^7]: 關於雙性人在社會與制度結構中被隱蔽與抹除的詳細分析，參見：Stephanie A. Budwey, Religion and Intersex, 10-12; Ellen K. Feder, Making Sense of Intersex: Changing Ethical Perspectives in Biomedicin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8]: John Money, J. G. Hampson, and J. L. Hampson, “An Examination of Some Basic Sexual Concepts: The Evidence of Human Hermaphroditism,” Bulletin of 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 97, no. 4 (1955): 301-319; John Money, Gay, Straight, and In-Between: The Sexology of Erotic Orient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9]: 「陰莖測量儀」（Phall-O-Meter）為雙性人運動先驅謝麗爾·蔡斯（Cheryl Chase）與北美雙性人協會（ISNA）於1990年代設計的諷刺性諷喻工具，精確揭示了兒科泌尿科與內分泌科界以「男性陰莖必須大於2.5公分、女性陰蒂必須小於0.9公分」作為動刀標準的荒謬性。參見：Suzanne J. Kessler, Lessons from the Intersexed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8), 42-45.
[^10]: 關於大衛·雷默（David Reimer，化名 John/Joan）案的調查、醫學造假揭露與倫理批判，其歷程極具歷史轉折意義：長期質疑「性別白紙論」的夏威夷大學生物學家米爾頓·戴蒙（Milton Diamond），多年來持續追查莫尼聲稱的「空前成功範例」，最終於1990年代中聯手曾參與個案後續治療的加拿大精神科醫生西格蒙森（H. Keith Sigmundson）尋獲已成年的當事人。戴蒙震驚地發現，莫尼在期刊上宣稱「身心已完全成為女孩」完全是一場蓄意粉飾的學術造假——大衛自幼即強烈抗拒女性身分、飽受嚴重的性別焦慮與抑鬱，並早在14歲得知身世真相後便堅決重返男性身份。1997年，戴蒙與西格蒙森在醫學頂級期刊發表追蹤論文〈出生時的性別重置：長期追蹤回顧與臨床啟示〉（Milton Diamond and H. Keith Sigmundson, “Sex Reassignment at Birth: Long-term Review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Archives of Pediatrics & Adolescent Medicine 151, no. 3 [1997]: 298-304），投下了引發全球醫學倫理地震的震撼彈。隨後，美國調查記者約翰·科拉平托（John Colapinto）於1997年底在《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發表長篇深度調查，並於2000年出版暢銷專著《天生為男：那個被當成女孩養大的男孩》（John Colapinto, As Nature Made Him: The Boy Who Was Raised as a Gir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面對媒體聚焦，大衛·雷默本可選擇隱姓埋名以避世，但他為了防止更多雙性嬰兒與生殖器損傷男嬰繼續淪為手術刀下的受害者，毅然決然放棄匿名，公開自己的真實姓名、容貌與血淚自白，親手粉碎了籠罩醫學界數十年的二元神話。大衛的公開自白，成為推動當代雙性人人權運動（如 ISNA）及反對非自願常態化手術的最關鍵里程碑。
[^11]: Alice Domurat Dreger, ed., Intersex in the Age of Ethics (Hagerstown, MD: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1999); Alice Domurat Dreger, “‘Ambiguous Sex’—or Ambivalent Medicine? Ethical Issues in the Treatment of Intersexuality,” The Hastings Center Report 28, no. 3 (1998): 24-35.
[^12]: Cheryl Chase, “Hermaphrodites with Attitude: Mapping the Emergence of Intersex Political Activism,” GLQ: A Journal of Lesbian and Gay Studies 4, no. 2 (1998): 189-211.
[^13]: Peter A. Lee, et al., “Consensus Statement on Management of Intersex Disorders,” Pediatrics 118, no. 2 (2006): e488-e500. 關於 DSD 術語爭議之社群批判，參見：Morgan Holmes, ed., Critical Intersex (Farnham: Ashgate, 2009).
[^14]: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 (CAT),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fifth periodic report of Germany,” UN Doc. CAT/C/DEU/CO/5 (2011), para. 20;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Report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Juan E. Méndez,” UN Doc. A/HRC/22/53 (2013), para. 77.
[^15]: Council of Europe, Parliamentary Assembly, “Children’s right to physical integrity,” Resolution 1952 (201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Eliminating forced, coercive and otherwise involuntary sterilization: An interagency statement (Geneva: WHO, 2014).
[^16]: Peter L. Berger and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6).
[^17]: Valerie Hiebert and Dennis Hiebert, “Intersex Persons and the Church: Unknown, Unwelcome, Unwanted Neighbors,” Journal for the Sociological Integration of Religion and Society 5, no. 2 (2015): 39-55. 引自該書第 40 頁對宗教作為醫學二元控制終極合法化源頭的論述。
[^18]: Miranda Fricker,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關於認識論不公在跨性別與雙性神學中的延伸討論，參見：Stephanie A. Budwey, Religion and Intersex, 97-101.
[^19]: Sally Gross, “Intersexuality and Scripture,” Theology & Sexuality 11 (1999): 65-74. 亦參見：Stephanie A. Budwey, Religion and Intersex, 130-131; Leah DeVun, The Shape of Sex: Nonbinary Gender from Genesis to the Renaiss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1), 18.